说起韩国人的文字红股网，咱们得从头捋捋。这朝鲜半岛古时候有自己的语言，可就是没自己的字，怎么办呢？就借了咱们中国的汉字，一借就是上千年。
那时候的读书人，非得熟读四书五经、精通汉文不可，不然科举无望，仕途不通。汉字在那会儿，不光是工具，更是一种文明的身份象征，是“真书”，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。
世宗大王体恤百姓，觉得这汉字太难，跟咱们的口语两岔着，寻常人一辈子也说不出写不明白，于是乎召集了一帮学者，琢磨出一套表音的文字，就是如今的韩文，那时叫“训民正音”。可这新文字一出来，就碰了壁。两班士大夫们不乐意了——这“谚文”算什么？妇孺之用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所以啊，韩文虽然有了，几百年间还是偏安一隅，真正当家做主的，还是汉字汉文。
可世事如棋，到了十九世纪末，风云突变。国门开了，西洋的船炮来了，东邻日本也崛起了。一向被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，忽然露出了颓势。这对以“小中华”自居的朝鲜来说，不啻为一场精神地震。原来我们亦步亦趋的老大哥，自身都难保了？一种强烈的离心力便产生了：我们要独立，要自强，就得和旧时代划清界限。这“划清”，不光是政治上的，更是文化上的。而文化上最显眼、最日常的靶子，就是用了千百年的汉字。
于是，一场关于“国文”与“汉文”的论争，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。
主张用韩文的一派，声音越来越响。他们说，汉字是象形文字，繁难艰深，老百姓学不会，导致民智不开，国家落后；你看人家西洋，用的都是表音文字，简单易学红股网，所以文明昌盛。这道理听起来挺直白，也带着几分时代的焦躁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把汉字和“奴性”挂上了钩。有报纸说得更狠：以前没有汉文，咱们人心自尊，只爱本国，视中国为仇敌；可自从汉字来了，家家读汉书，人人说汉话，魂儿都被勾走了，言必称大明大清，堂堂朝鲜，倒觉得自己是人家的附庸，满脑子的“事大主义”，一点独立精神都没了。
这话听着刺耳，可你品品，里头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情绪——曾经仰望的偶像坍塌了，那份仰慕里夹杂的屈辱感，便一股脑地爆发出来，变成了激烈的排斥。汉字，就从文明的载体，一下子变成了阻碍进步、驯化奴性的“他者”。
像周时经、池锡永这样的启蒙学者，便扛起了大旗。他们办报纸，兴学校，力主用韩文翻译新学问，启发民智。
池锡永有段故事，说他遇到一位想行善却不识字的老翁，老翁叹道，想学孔孟之道，可目不识丁，只好入了能用韩文讲道的天主教。池锡永听罢，大受刺激，觉得百姓并非无心向学，而是被汉文这座大山挡住了。于是他奔走呼呼，要设“国文学校”，用韩文教书、译书。这心思，是切实的，是温暖的，是想把知识和教化，送到最寻常的人手里。
可汉字在半岛扎根太深了，哪能说断就断？维护它的声音，同样有力。
有人说，汉字用了千百年，早就化在韩国的血脉里了，音也罢，义也罢红股网，都成了自家东西，怎么能算是外来的？好比古罗马的拉丁文，化进了欧洲各国语言里，你能说它是外国货么？
还有的，是从“道”上立论。比如那位汉学大家吕圭亨，他就痛心疾首：废汉字，就是想废孔子之道；废孔子之道，就是乱了人伦纲常，这简直是乱臣贼子所为！
这话在今天看来或许迂阔，但在当时，却戳中了许多士人心中最根本的文化信仰。更实际一点的，则看到了汉字的实用价值：东亚这一片，中日韩，多少交流、多少典籍、多少新学问的翻译，都靠着汉字作桥梁呢，你自个儿把它废了，不是自绝于邻邦、自蔽于新知么？
这场论争纷纷攘攘，到底也没争出个“你死我活”。实际走出来的路，是一条折中的道儿：国汉文混用。公文书、报纸杂志，大多是韩文里头夹着汉字。这有点像当年日本的“和汉混交”，务实，也留了余地。纯粹的韩文专用，在当时更像是一个激进的理想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是在韩国光复之后。民族独立的激情达到顶峰，一切带着旧时代、旧宗主国印记的东西，都急于被抛弃。汉字，首当其冲。
这时候，表音文字优越论、脱亚入西论盛行起来。在美国的影响下，一批学者如崔铉培等，开始鼓吹分阶段废除汉字乃至改造韩文。尽管其设想近乎天方夜谭，却因打着“爱国”、“纯净民族语言”的旗号，获得了巨大的声势。1948年，韩国颁布了《韩文专用法》，白纸黑字规定公文要用韩文。可这法儿生得草率，社会却还是老习惯，除了小学课本，市面上仍是混用一片，有点上下脱节，不伦不类。
直到朴正熙时代，事情才被推到了极致。这位铁腕人物，为了凝聚民心、塑造全新的国家认同，在1970年毅然宣布全面实行“韩文专用”。行政、司法、教育、出版……汉字被从各个角落扫地出门。那是一股决绝的浪潮，意图将历史的根系彻底斩断。一时间，汉字仿佛真的陷入了黑暗时代。
可这斩断的后果，随着岁月流逝，慢慢显现了出来，且越来越疼。
韩语词汇里，六七成是汉字词，这些词的意思本是由汉字形状承载的。一旦没了汉字，光靠表音的韩文，很多词就变成了“同音谜题”。“公论”和“空论”，“天女”和“贱女”，写出来、读出来都一样，意思却天差地别。
读文献、看公文，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模模糊糊，似是而非。学者们痛心疾首：社会的语言变得浅薄了，精确深邃的概念在流失，思想的锐度在下降。更尴尬的是，年轻人连父母的汉字名字都写不对，祖传的族谱、碑文成了天书，文化的根，眼看就要飘起来，找不着地了。
于是，出现了吊诡的一幕：大学里，教授用英语出数学题，因为觉得用韩文表述不精确；可问题本可以用汉字轻松解决，学生却已经不认识汉字了。国家在腾飞，文化传承上却出现了巨大的断层。1997年金融风暴袭来，国家几近破产，痛定思痛，一些有识之士如南广祐先生，竟将这场经济危机部分归咎于“韩文专用”导致的国民意识浅薄与才智衰退。这话虽重，却引人深思。
近些年来，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恢复汉字教育的呼吁不绝于耳，政府也在一些场合重新启用汉字。身份证上可以登记汉字名了，一些路牌、公文又开始标注汉字。可是，积重难返啊。老一代渐渐老去，新一代在“韩文专用”教育下长大，对汉字已然陌生。要重新拾起，谈何容易？这就像一条大河，硬生生改了道，流了几十年，两岸生态都已成新貌，再想让它完全流回古河道，已是万万不能。如今韩国的汉字，更像是一种辅助，一种对历史和文化根源的无奈追认，夹杂在韩文的洪流里，时隐时现。
回头想想，韩国人对汉字的态度，犹如一场漫长的心理戏剧。从虔诚的学生，到叛逆的青年，急切地想抹去老师的影子以证明自己；再到历经世事后，蓦然回首，发现那影子已长在自己身上，剥离不得，也混合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。那份纠结，那份暧昧，那份在自立与传承之间的摇摆，都深深刻在了他们文字命运的褶皱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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